理查德·桑德尔（Richard Sandor），原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创始人，美国金融交易所（AFX）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环境金融产品公司（EFP）首席执行官，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律和经济学Aaron Director讲席讲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被誉为“金融期货之父”“碳交易之父”；

2002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地球英雄”，2007年被该杂志评为“环境英雄”，以表彰他作为“碳交易之父”的工作。

《中国金融》杂志专访了被誉为“碳交易之父”的理查德·桑德尔教授，作为原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创始人，他开启了金融与环境的融合发展之路，探索利用金融工具和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这次的专访就从环境金融谈起。

采访全文

理查德·桑德尔：

这一切都始于1990年美国的酸雨（二氧化硫）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1991年，我应联合国邀请在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当时，我清楚地意识到，美国解决酸雨问题的市场化机制也可以应用于解决全球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美国酸雨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的经验值得向世界推广。联邦一级的立法为交易机制的实行奠定了基础。私营部门拍卖二氧化硫配额的一些做法也很有意义。这些拍卖提供了价格发现机制。

这个创举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罗纳德·科斯教授也参加了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举行的第一次拍卖会。通过这种初始价格发现功能，拍卖会还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比如使得美国的电力公司逐渐了解到该项目是如何运作的，以便更好地管理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价格风险，并投资于那些能够降低二氧化硫排放的技术。

在一个新的市场，市场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当一项金融创新受到学生和学术界人士的评论与批评时，它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这是因为学者、学生和其他专业人士（如会计师、律师和新闻工作者）的参与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认识，推动必要的制度建设，并形成创新所需的人力资本。

理查德·桑德尔：

这一概念的第一个验证场景是1995年哥斯达黎加雨林保护碳排放证书的签发。我们购买这些碳信用额度旨在证明森林保护的价值可以货币化，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作用。我们还参与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首次垃圾填埋甲烷气体碳减排量的跨境贸易。

在美国印第安部落保护区开展的土壤碳封存和重新造林项目加深了我们对监测和核查规范的理解。这些工作的最终成果体现为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建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自愿性的温室气体减排和交易项目。在没有联邦立法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一个自愿加入且对加入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配额交易试点项目可以帮助企业、州、县和市以低成本、有效的方式减少碳排放。这原本是一个概念验证，但它确实奏效了。配额市场自然地从现货市场发展到期货市场。当公司和其他实体正在实施新技术时，期货市场的存在允许机构对碳价格的波动风险进行对冲。2006年，我们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供了一篇关于CCX创建和发展的文章，阐述了培育一个市场必须遵循的步骤。

CCX的实践说明，工业发展与温室气体减排可以并行不悖。它也证明了源自农业、垃圾填埋场和林业的碳抵销量可以在解决气候问题方面发挥作用。事实上，CCX及其成员制定的许多规范后来被其他项目采用。我们还帮助建立了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 ，ECX），后来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所。CCX和ECX的建立表明，自愿性和强制性市场机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及建立相关制度方面能够发挥作用。2008年，我们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天津市政府合作，在中国建立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理查德·桑德尔：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其他市场的起源和演变，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发展新的环境商品市场。大宗商品、股票、固定收益和环境商品市场并非自发出现。它们是对潜在的、公开的市场需求的反馈。它们的成功演进有赖于具体的法律和机制基础。

一个关键要求是确保从市场获得的收益高于建立市场的成本。了解了上述演进过程后，我们对于发展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所需的具体步骤就能了然于心。在研究市场发展历史并亲历了市场建设之后，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七阶段”过程来展示市场如何演变。

纵观历史，这七个阶段可以涵盖数量众多的市场的“演变”。股票方面的例子有17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农业大宗商品方面有19世纪中期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小麦期货交易；在固定收益领域，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债期货的创立和推出也发生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在环境商品市场，七个阶段的界定非常适合二氧化硫市场。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满足电力需求，美国电力公司大量使用高硫煤，由此带来对含硫气体减排市场的潜在需求。随着发电量的增加，酸性物质排放污染也增加了。这种污染产生于人口相对密集地区，导致受影响人口的呼吸系统疾病大幅增加。此外，酸雨还破坏了河流和森林。公众对健康和环境问题的关注促使美国国会立法者通过了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这使得潜在需求变成了有效需求。这项立法设定了全国二氧化硫排放的最高限额，并提出在未来20年里该限额将持续降低。

该法案也提供了一个重要创新措施，即提供了一个基于市场的“总量控制加交易”体系。这给了公用事业公司履行减排义务的灵活性，它们可以直接减少自身排放，或从其他公用事业公司购买配额。在减排方面效率最高的公用事业公司可以通过出售未使用的配额获利。没有减排的公用事业公司要么承担购买配额的成本，要么面临严厉的罚款。所有保护当地空气质量的规定仍然有效。《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同时发挥了三个功能：使得一种环境商品实现了标准化（排放一吨二氧化硫的法定配额），提供了金融工具所必需的“所有权证明”，为有效转让产权奠定了法律和机制基础。最终，在该法案生效之前，一个非正式市场就已经出现了。期权的交易也随之出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获得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授权，可组织现货和远期配额的年度拍卖，从此受监管的期货交易所入场。虽然该计划并不完美，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它确实能以低于最初预测的成本实现其最终环境目标。

基于从新市场诞生到发展的历史经验，下面谈谈具体实施的十二个步骤：

这个“十二步骤”的蓝图对CCX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实践出真知。

我们参与了蒙大拿州萨利希和库特奈部落的林业减排量交易，为森林生物质碳封存的商品化积累了经验。这两个部落把减排量卖给了一群英国投资者，这些钱用来帮助被森林大火烧毁的土地实现再利用。与哥斯达黎加政府合作开展的热带雨林碳减排量交易提升了我们对森林保护和国际/跨境碳交易的理解。垃圾填埋甲烷气体碳减排量交易让我们对排放量的所有权、法律和量化方法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还与工业和电力行业公司的咨询小组合作，从而增加了在确定基准线和减排目标方面达成共识的能力。我们研究了产品注册登记工作，理解了配额和减排量的过户转移机制，其增强了市场的可靠性。

我们通过拍卖提供价格发现；开发电子交易平台，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制定了最高标准的碳排放监测和核查制度，这些制度也被其他地区的碳交易项目所采用。作为国际连接的概念验证，CCX推出了试点示范交易，将欧盟的配额转移到CCX的登记机构。综上，金融创新理论为创新者、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幅蓝图，让他们了解一个新市场是如何演变与发展的。

理查德·桑德尔：

我坚信各新兴市场总有一天会相互连接。随着相关协议、方法学和注册登记的标准化，中国的碳减排量录入美国加州碳市场的登记簿只是个时间问题，反过来也是如此。

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无论碳减排量和抵销量来自哪里，生态环境都将受益。中国可能会从目前的碳强度模式向直接的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发展。中国还应该寻求建立统一的监测和核查机制，从而使中国的配额和抵销机制得到美国加州和欧盟等其他市场的承认。作为潜在的全球最大碳交易市场，中国有机会在这个地球面临的关键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中国有充分的条件与其他国家合作，促进国际社会的联合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展排放权交易可能是全球和平进程的催化剂。如果我们必须相互依赖，为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营造一个清洁的环境，那么这种合作将是促进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有力工具。